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，已是中华文明发达之地。像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地方，没有优秀的文化基因，是绝不能与商、周、秦三大王朝抗衡如此之久的。历史上流传的“楚虽三户，亡秦必楚”、“惟楚有才”等说法，可为佐证。屈原就是楚文化的一个杰出代表。
上个世纪四十年代，山河破碎，风雨飘摇，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，郭沫若先生的话剧《屈原》，应时代之运而生，一时间有口皆碑，形成轰动性影响。该剧更多的是弘扬屈原的爱国情怀，诗性品格。本世纪初，中华民族振兴，深化改革也到了最关键性的时刻，电视连续剧《屈原》与前者一脉相承，又一次合着时代的节拍诞生。该剧更着眼于表现屈原改革旧制，强楚兴邦的政治抱负，加上对屈原爱国情愫以及诗性品格的多侧面刻划，让我们看到了屈原光辉的一生。该剧不但让历史具有了厚重感，同时更具有“以史鉴今，以史喻人”的当代意义。
表现屈原的革新精神，也就离不开政治冲突的描写。该剧始终抓住性格冲突来写政治冲突，这正是该剧过人之处。通过“齐楚联盟”、“六国同盟”，展现国与国之间政治诡谲的风云变幻；通过“骂殿”、“万民折”、“谏鼓”、“尸谏”、“国殇祭”，刻画屈原与政敌靳尚、南后等势不两立、刚强不屈的个性，也充分体现出这位封建士大夫的“历史局限性”——“愚忠”。正因上述这一系列颇具观赏性，而又充满政治斗争氛围的大情节的礼仪式营造，才构成屈原与靳尚、张仪、南后等的革新与反革新的强烈冲突，其思想深刻性就寓于艺术性之中了。加之，一些小情节的有机融入，诸如：“九歌”、“河边钓者”、“天问”、“破庙箫声”，如诗如画、如梦如幻地将大自然或人造环境刻意营造，让屈原的诗性特征得到更为洒脱的发挥。理性与诗性的结合，使一个“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”的古代革新家屈原形象，呼之欲出。
虚构与想象是艺术的生命。为了好看就必须组织戏剧冲突，对历史进行艺术加工，这必然免不了虚构。剧中山野民女杜若子的虚构，对全剧具有十分重要的美学价值。在屈原与楚怀王这两个男人之间，虚构一个女人，确立了两个男人及其环境之间的互动模式，在这两个男人的故事讲述过程之中，这种互动关系一直保持着连续性，从而创造出美学意义。这就是作为“山鬼”作为“诗魂”的杜若子。她既是屈原辞赋的象征，又是道义美的化身，也是屈原浪漫精神的体现者。屈原为了国家改革，割舍儿女私情，在对待杜若子时，有动人的表现。如果屈原使齐、个人感情大于国家利益，就写不出爱国第一人屈原的人格魅力。正因其“舍小家，为大家”，才成为民族之魂！
当然，影视总是遗憾的艺术，且见仁见智。依我陋识，某些场景仍落俗套，流于一般化。在某些段落处理上，因狭隘的功利追求，历史与现实类比关系生硬。该剧建立在“史官文化”上塑造屈原，达到今天的成就，已实属不易。
